5月20日，庆祝西安解放70周年座谈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革命先辈先烈亲属代表习远平、贺晓明讲话。正省级老同志张勃兴出席。西安市市长李明远主持。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强渡渭河，解放西安。
胡和平说，西安的解放是西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使千年古都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辟了西安历史的新纪元。
习远平在讲话中回顾了习仲勋与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作战，解放、保护和建设西安的生动场景，代表齐心同志向陕西的父老乡亲致以亲切问候。
以下为习远平在西安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全文。
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
——在西安解放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习远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70年前的今天，西安这座美丽的古城，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北广大地区进攻的隆隆炮声，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一天来之不易，这座历经十三朝的古都能完好回到人民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北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将士浴血奋战取得的胜利。我们今天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就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往昔的光荣与梦想照亮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奋勇前进的方向。
1947年2月，当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成了西北野战军，其人数仅有2.5万人，而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多达25万人。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毛主席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从即日起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当时我父亲还在甘泉前线，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张宗逊伯伯一起指挥部队与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作战。当他接到命令，从甘泉前线赶回延安时，毛主席党中央还没有离开延安。在大家劝说下，毛泽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当时国民党军队离延安已经很近了，在王家坪就能听见战场上的枪炮声。
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基础上新成立的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我父亲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任副政委。毛主席党中央当时的考虑是……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他主动请缨指挥西北野战军迎击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并向党中央表示，如果贺龙同志从晋绥根据地返回陕北，他愿意将指挥权交给贺龙。
从1947年3月到1947年5月，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我父亲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同时又西出陇东、北上榆林，在黄土高原与塞外大地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恶战，不到半年，就扭转了陕北战局。
青化砭大捷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中央决定率数百人在陕北不走，这里人民地势均好……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抉择，也显示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过人的胆识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王世泰伯伯几十年后曾回忆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留在陕北不走，这是一着险棋，西北战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从政治上讲，毛主席党中央留在陕北不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从军事上讲，陕北战场仅以两万多人的兵力，拖住了国民党蒋介石30多万精锐兵力，对我军华北战场和华东战场形成了有力的战略支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多次遇险，最危急的时候离国民党军仅数里之遥。由于惦念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危，彭德怀伯伯和我父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直到他们全部脱离险境这才松了一口气。
父亲曾经回忆说，第一次攻打榆林时，正值盛夏，部队连日在烈日酷暑中的沙漠戈壁行军，许多战士因中暑和缺水不幸牺牲。彭总和我父亲常常将最后一点水留给伤员。机关管后勤的同志悄悄给首长们买了几根黄瓜，却遭到彭德怀极其严厉的批评，由于首长们以身作则，司、政、后一些干部宁愿自己喝马尿也要将水留给战士们。打了胜仗部队有时会给野司机关送点战利品，彭总和我父亲总是严辞拒绝。几名被俘的国民党将领，看见西北野战军这种上下同心，官兵绝对平等的优良作风，感慨地说，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败在“共军”手下了。
西北野战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辉煌胜利，也创造了许多政治工作的好经验。以“三忆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迅速提高了“解放战士”的觉悟，许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加入解放军，甚至成为一些部队作战的主力。
父亲逝世后，中央为他撰写的生平中称之为“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当时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担任第一军副政委的余秋里，中央也对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建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都与他们在西北战场这段政治工作经历有关。
小河会议后，我父亲又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配合贺龙全面统筹后方工作。彭德怀伯伯与贺龙伯伯，一位比我父亲大15岁，一位比我父亲大17岁，都是久经革命战火考验的著名军事统帅，都很有个性，而我父亲却与他们相处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战斗友情。父亲生前常常对我们讲起他们并肩战斗的感人故事。不幸的是，这两位我父亲的领导、战友和兄长般的元帅，都在“文革”劫难中被迫害致死。我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难以抑制心中的悲愤，分别为他们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怀念文章。父亲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直对彭德怀伯伯和贺龙伯伯的亲属十分关心。1987年去湖南考察工作时，还专程前往贺龙伯伯的家乡桑植，参观贺龙纪念馆并题词留念。2009年8月，贺龙伯伯的骨灰从北京返回故乡安放，我特意代表全家到湘西的张家界天子山贺龙公园，参加了贺龙伯伯的骨灰安放仪式。
西北解放的历程艰难曲折。1948年4月16日，彭德怀报请中央军委，发动西府战役。由于在战术上对敌情重视不够，这次战役未达到预期目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战略上取得了成功，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我军收复延安。4月24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以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发来贺电：“庆祝你们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西府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在洛川土基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整训。彭德怀专门致电贺龙、习仲勋，请他们前来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第一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大都隶属于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一二零师。贺龙拉着我父亲去看望部队，面对一些将领对此次战役和指挥机关的不满情绪，贺龙严肃地说，我贺龙没有自己的队伍，一切部队必须听从党的指挥，有意见可以当面提，但绝对不许在背后议论党的领导!
通过整训，第一野战军又投入新的战斗。先后取得1948年冬季攻势和1949年春季攻势的胜利，此时，第一野战军已经厉兵秣马，进逼西安城下。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震，请他们务必出席这次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会后，彭老总赶到太原前线协助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贺老总赴北平领导解决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我父亲和王震伯伯迅速赶回关中前线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我父亲在总结讲话中宣布了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将要入陕的好消息，号召广大指战员“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5月1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历时一个月的陕中战役解放了渭河两岸关中平原广大地区，相继解放了咸阳、渭南以及高陵、三原、富平等24座县城。解放了西北地区重镇西安。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张珍藏70年的《群众日报》，上面有一条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领袖、党政军负责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和马明方、刘景范、赵寿山等均已抵达西安。他们对于长期在蒋胡集团压迫下的全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极表关切。全市人民闻悉自己的领袖到达西安，并将第一次与市民会面，万分兴奋。”
西安解放不久，乘我军立足未稳，此时还占有优势兵力的胡宗南部和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联合向西安疯狂反扑，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当时有的同志对能否守住西安有疑虑，我父亲给大家讲了历史上李虎臣、杨虎城“二虎守长安”的故事，鼓励大家说，有彭老总和贺老总在，“胡马”都不在话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与第一野战军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等出席了会议。彭老总决定固守西安、咸阳，利用坚固城防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敌人，待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全部到达后，集中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随着十八兵团、十九兵团相继入陕作战，给马家军以迎头痛击，迅速逆转了战场形势。
在西安解放和整个大西北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们发挥了巨大作用。西安解放后被任命为公安局正副局长的王超北和李茂堂同志就是这样的无名英雄。而中共西北局领导的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蒙定军与打入国民党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工作的杨荫东密切配合，为第一野战军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周恩来曾通过西北局奖励西安军事情报组的同志们50两黄金。在宜瓦战役后与西北局取得联系的吕出情报组，是由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报务人员组成的情报小组，也向第一野战军提供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会在白水武庄镇召开时，彭老总见到我父亲和赵伯平，赞扬他们领导下的情报工作“顶得上几个师”。
为了西安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曾经与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杨虎城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血泊之中。西安解放后，杨虎城将军灵柩从重庆迁往西安，我父亲组织西安各界群众，为杨虎城将军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对于那些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我父亲总是念念不忘，亲自主持在西安革命公园为土地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王泰吉烈士修建了纪念亭、纪念碑，还将渭华起义领导人许权中烈士的儿子接到家中收养，并为他改名许共和。为了纪念西安解放，许多以“解放”命名的道路和建筑直到今天仍然能唤起人们对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
西安解放初期敌特活动猖獗，百姓生活困苦，西北局和西安军管会迅速组织维持社会治安，恢复生产，平抑物价，一批老字号如同盛祥、老孙家、清雅斋、德发长、春发生、西安饭庄等相继恢复营业，还接办了香玉剧社、易俗社等一些进步文艺团体。
易俗社老艺人曾经回忆，在西安市军管会举行的庆典上，我父亲步入会场，看见会场横幅上写着“接管易俗社”字样，立即提出批评，这不能叫“接管”，应该叫“接办”！只有对敌伪机构才能叫接管，像是易俗社这样的进步文艺团体，只能叫接办，我们共产党要接着办下去，办得更好！
西安解放时，我父亲忙于工作，根本顾不上家。西安解放一个月后，我母亲才随着最后一批离开延安的西北局工作人员前往西安，我的姐姐当时才出生不久，妈妈独自一人带着她坐在大卡车货箱的行李堆上，顶着初夏的烈日，一路颠簸着前往西安。由于一路曝晒，喝不上水，我姐姐中暑发烧，几乎休克。到了白水，在县委书记薛和昉同志的关照下才缓过劲来。父亲虽然顾不上小家，但对于西安穷苦百姓的冷暖却记挂心间。有一天在经过城门的时候，他发现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城墙根上掏洞子居住，生活十分悲惨，同时也破坏了文物古迹，立即指示要妥善安置好这些群众。当时跟在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那些洞子里污秽不堪，谁也不愿意进去，习书记却钻进去问寒问暖。
在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向新疆进军途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都是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决定派出贺龙、王世泰等领导同志参加开国大典，并委托我父亲主持西北局会议，推荐了民主人士安文钦、劳模代表刘玉厚，还有刚刚率部起义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尽管我父亲和彭德怀伯伯忙于军事和政务，没有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但毛泽东还是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一一念出包括他们在内的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名字。50年后，父亲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活动，他望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欢乐人群，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张治中将军曾长期担任西北军政要职，对西北少数民族状况比较了解，我父亲不仅虚心向他请教，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对他给予关心和照顾。去北京开会回到西安，总是让张治中伯伯传达会议精神，合影留念也总是让他坐在中间。有一次他们一起外出，张治中伯伯的车掉进沟里，我父亲在后边的车上看见，立即下车和警卫员一起帮着推车，这让张治中将军十分感动，与父亲成为莫逆之交。
父亲一生都牵挂着大西北，也始终关心着西安的发展和建设。早在1959年就报周恩来总理同意，将西安古城墙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初期，又与马文瑞伯伯等多次指示西安有关部门，要保护好西安城墙在内的文物古迹。
今天的西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70年的奋斗，70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起点上一颗璀璨明珠，正向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稳步前进。
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之际，我们在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西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聚集一堂，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共同追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解放西安的光荣业绩，这既是对历史的追忆，也是对历史的铭记。
在此，我谨向那些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的所有革命先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代表我母亲齐心，向陕西的父老乡亲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向参加这次活动的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西安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向各位来宾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谢谢大家！